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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导读目录:
1、诗诗成长日记
2、龙族1漫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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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诗话是受中国诗话影响而产生的,并伴随着日本汉诗千余年的发展。日本诗话的主要内容是介绍汉诗创作的诗格、诗法;评论中国的诗人及其诗歌,日本的汉诗及作者;兼谈中日汉诗之间的源流关系等。日本诗话是研究日本汉诗,也是研究中日比较诗学的重要文本材料,其作为域外汉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独特的学术意义。陆游是我国南宋时期杰出的爱国诗人,作为“中兴四大诗人”之一,不仅在中国的诗歌史上影响深远,在日本诗坛同样具有相当的地位。 一、日本诗话中的陆游论 (一)陆游其人及其文学史定位 日本诗话多承继中国诗论对陆游的评价,将陆游认定为伟大的爱国诗人。如,津阪东阳(1757―1825年)在《夜航诗话》中所言: 可以死矣,捐生取义 ,杀身成仁是也。可以无死矣,苟不足为国家者,岂如匹夫匹妇之为谅哉?或F名激祸,徒侠者之狂也。放翁为韩平原作《南园记》,势不得已也。初诚斋固辞,而翁又峻拒之,必激其怒,徒速祸耳。记中,唯勉以忠献之事业,实无谀词,其亦何尤也?《宋史本传》:“因朱子言,横致砦议,何其固也。”《文海披沙》历举古今文人无行者,不详其事实,漫吠声诬之,不尤冤乎?[1](487) 陆游因替韩腚凶鳌赌显凹恰肥蛊浔ナ芎笕粟覆 T诖嗽蚴话中,津阪东阳试图说明陆游创作此文时的迫切形势,点明其主旨不过是“唯勉以忠献之事业”,且“实无谀词”,从而指出了“朱子之言”以及《文海披沙》对事实叙述得不够详尽是陆游饱受冤屈的原因之一,并以此来为陆游创作《南园记》进行辩解。再如,菊池桐孙的《五山堂诗话》云: 子厚之于晌模意在攀附以行己也,所谓枉尺而直寻者也。放翁之于腚校身被牵挽以徇人也,所谓同流而合污者也。二公诗文,与日月争光,尚自贻兹累,名之不可全者如此。今日文士,有气者,趁热求用;无气者,苟且雷同。无二公之业,而有二公之累,瓦而不全,吾未见其可也。[1](533) 菊池桐孙(1769―1849年)将柳、陆进行类比,认为柳宗元依附于王珊屯跏逦模力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陆游身被牵挽,不得不曲从韩腚校正可谓“名之不可全者如此”,柳、陆均为特殊的政治关系拖累,然其诗文成就却非常突出,可“与日月争光”。同时,菊池桐孙借此感慨今日文士多“瓦而不全”,即没有达到柳、陆二人诗文上的成就,却同样受到气节方面的影响,难得“瓦全”,何况“玉碎”?由此可见,日本诗话对于陆游基本上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除此之外,《五山堂诗话》又云: 杜韩苏诗之如来也,范杨陆诗之菩萨也,李近天仙,白近地仙,黄则稍落魔道矣。[1](1) 此则诗话将唐宋主要名家的诗歌分为三个等级。在第一级中,借用佛教如来、菩萨的分级方式将杜诗、韩诗、苏诗作为第一层次,范诗、杨诗、陆诗属于第二层次;第二级则采用道教的分级方式来区分李白与白居易的诗歌;而黄庭坚的诗歌则受到贬低,评为第三级,说其“稍落魔道”。可见,陆游在日本文士心中的地位是很高的。 (二)对陆游诗歌艺术的探讨 其一,陆游诗歌艺术的整体风格。如,长野丰山(1783―1837年)《松阴快谈》云: 范石湖之诗少瑕K,陆放翁之诗多瑕K。然至其气力变化,石湖迥出放翁之下。放翁之诗,有豪放之气焉,南宋诗人盖无出其右者。近日诗流,学放翁者不少,然有豪放之庹呶椅粗闻也。[1](397) 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并称为“中兴四大诗人”,范成大与陆游交游甚广,然而,此二人之诗却有较大的差别。长野认为范成大的诗相比于陆游缺点较少,但在气力变化上不及陆游。陆游的豪放之气在南宋诗人中首屈一指,即使当时很多人学习陆游,也是远远不及。通过与范成大的比较,日本诗话得出了陆游诗歌艺术的整体风格为“有豪放之气”,然“多瑕K”。 其二,陆游诗歌之源流。自钟嵘《诗品》始,诗话类著作多追溯诗歌的源流关系,并对后世文学研究造成了重大影响。日本诗话多认为陆游诗歌源于杜甫,表现为陆诗在艺术手法上对杜诗的继承和发展。如,释慈周推崇陆放翁,其《葛原诗话》前有橘州x元祯之序,此序称慈周论诗主宋,有“(苏轼、陆游)二子之诗,其源出于少陵而拔其萃者也”及“苏陆之诗实为少陵之阶梯也”之语。且其反对“萱园诗派比唐拟明,因仍相袭”之风。[2](466)由此可见,作为“宗宋派”代表人物的释慈周,认为苏轼与陆游是杜甫诗歌的继承和发展者,并将其称之为“少陵之阶梯”,在宋代诗人中出类拔萃。 其三,陆游作诗之法。如,广濑建(1782―1856年)《淡窗诗话》云: 古人曰:“无题之诗,天籁也;有题之诗,人籁也。观杜少陵、陆放翁等之集,觉始定鹏而作之诗,十之一也,其九乃诗成后置题。”今人之诗反是。今人之诗,专探题咏物之类,皆因题生诗也,次韵者,因韵生诗也,是其落于人工无天然之趣,所以不及古人。若于此处用意,不难至古人妙处。[3](809) 广濑建认为作诗应学习杜甫和陆游,即作诗当“诗成后置题”,不可因题、因韵,陷于人工,以致无天然之趣。广濑建还主张作诗应随心而发,少受题材、格律的限制,以表现出“天籁”之韵,只有运用这样的创作方法才能够“不难至古人妙处”。 对于陆游诗歌的章法,日本文人分析得清晰透彻。如,贝原笃信(1630―1714年)《初学诗法》引《渭南文集》卷一五《杨梦锡集句杜诗序》云: 要在得古作者之意,意既深远,非用力精到,则不能造也。前辈于左氏传、太史公书、韩文杜诗皆熟读暗诵,虽支枕据鞍间,与对卷无异,久之乃能超然自得。今后生用力有限,掩卷而起。已十亡三四,而望有得于古人,亦难矣。篇法有起、有束、有放、有敛、有唤、有应,大抵一开则一阖、一扬则一抑、一象则一意,无偏用者(第一相诗诀)。[1](卷3,245) 陆游主张作诗需要“用力精到”,即强调学习应下苦功,并对经典作品非常熟悉,达到“与对卷无异”的境界,正如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言。同时,他强调作诗的篇法由起、束、放、敛、唤、应,这六大部分组成,需要做到开阖、扬抑、象意具备而无偏用,这为日本后学进行诗歌创作提供了学习的方法与途径。 (三)对陆游作品的解释与运用 第一,对诗语的考证。在《柳桥诗话》、《夜航诗话》、《作诗质的》等诗话中出现了大量对于陆游诗歌、诗语的解释与考察,其具体可以分为对日常事物的解释以及对陆诗中词汇的解释分析这两大类。 第一类为对日常事物的解释。如,藤良白(?―1862年)《柳桥诗话》云:“尾崎正风云:‘判香家,乃制羊角方寸许,点香其上,火势不猛,渐渐而k,名曰银叶。’陆放翁云‘银叶无烟静炷香’即是也。《苕溪渔隐》亦云:‘小院春深闭寂寥,杏花枝上雨潇潇。午窗归梦无人叫,银叶龙涎香渐销。’”[1](306)以及“梨花、蕉叶小盏也,而蕉叶独为小户之通称。东坡饮酒,但三蕉叶。陈后山云:‘易醉易醒蕉叶量。’陆放翁云:‘酒才三蕉叶,此类可见矣。’”[1](397) 银叶、蕉叶均为中国古代文人生活中的常见事物。由于中日之间文化交流频繁,诗文传播较为快速,生活物品的传播却由于日本人迥异的生活方式而进展缓慢。因此,多数日本文人对诗中描绘之物并不熟悉。相比之下,宋诗显著的特点就在于向平凡的日常生活题材倾斜,唐诗中不太关涉的琐事细物都成为了宋人笔下的诗料。由于日本的文士大多没有在中国的生活经验,对这些新奇的事物难以理解,故诗论家在诗话之中往往会引用诗语来进行解说。 第二类是对陆诗中词汇的解释分析。如,藤良白《柳桥诗话》云: 凡精神注处,都谓之眼明,陆放翁喜用此字。《苦笋》云:“藜藿盘中忽眼明”,又云:“眼明对此幽栖图,始觉吾庐分外奢。”《桃源》云:“十年俗客明双眼。”又云:“解鞅名园眼倍明”之类,不可枚举。少陵云:“鸬鹚莫漫喜,吾与汝辈眼明。”盖放翁之所本也。(心开目明,见《后汉书・王常传》,山谷云:“模写一读心眼开。”白香山《琵琶行》云:“如听仙乐耳暂明。”)[1](398) 对诗歌中词汇的解释,是进行诗歌分析的主要组成部分。通过词汇的分析能够探寻其诗歌的风格特点,发现诗歌之间的源流关系。藤良白发现陆游诗歌惯用“眼明”二字,并将其解为“精神注处”,还将其源追溯于杜甫《春生二绝》中“鸬鹚莫漫喜,吾与汝辈眼明。”从这个角度来看,表现出了陆游对杜甫歌的继承关系。又如,津阪东阳《夜航诗话》云: 陆放翁诗:“好事湖边卖酒家,杖头钱尽惯曾赊。”言酒家识客,不必索现金也……“赊”,又训“遥”,然非但远之谓……陆游:“过望犹赊死,扶老又入冬。”又“年逾八十犹赊死”,宽赊之义,犹云延引也。是其义随用随转,读者详之可也。”[1](437) 津阪东阳通过对陆游不同诗歌之中“赊”的对比,来说明同一个字在不同的诗歌之中的含义是随着使用而不断转变的,这正是陆游诗歌创作的一个特点。我们通过对陆诗诗语细致入微的考察,可窥见陆游诗歌在日本文人中的巨大影响力。陆诗为日本文士所熟悉、学习,其普及率较高,以至于出现了一大批陆游研究者,他们自觉地对其诗语进行解释与考证。 第二,以陆游游记、笔记类作品为考证依据。值得注意的一点,日本诗话中出现了大量涉及陆游游记《入蜀记》、笔记类作品《老学庵笔记》的内容,并利用其来进行解释与考证。如,东梦亭(1796―1849年)《锄雨亭随笔》云: 陆放翁《入蜀记》:“太白《登黄鹤楼送孟浩然》诗云:‘孤帆远映碧山尽,惟见长江天际流。’盖帆樯映远山,尤可观,非江行久不能知也。按李于鳞《唐诗选》,‘映’作‘影’,‘山’作‘空’,非矣。既曰‘碧空’,又曰‘天际’,语且重复,意亦索然。是类甚多,不可枚举。南郭附言,两可难裁,从其多且正者,是亦妄耳。”[1](369) 东梦亭引陆放翁《入蜀记》中太白诗“孤帆远映碧山尽”来说明李于鳞《唐诗选》中“孤帆远影碧空尽”之误,同时批评了“两可难裁,从其多且正者”的错误做法。 此外,长野丰山《松溪快谈》云: 市中卖手简纸,高五六寸,阔尺余。糊而连接之为卷,横展书之,长短剪之,以相往来,不知P于何时也。一日读陆放翁《老学庵笔记》曰:“予淳熙未还朝,则朝士乃以小纸高四五寸,阔尺余相往来,谓之手简。市肆作手简纸卖之,甚售。因知手简纸P于宋末也,我邦用之盖未及百年矣。”[1](430) 长野丰山通过陆放翁《老学庵笔记》来说明手简纸出现的源流以及时间。可见,除诗歌作品外,陆游的其他作品,如游记、笔记类作品等同样在日本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与日本文士的生活联系起来。甚至日本文士将其作为研究考证的依据,足见日本文士对陆游作品的推崇。 综观日本诗话对陆游作品解释与运用的记载,可以发现日本诗话对于诗歌中所用的语词更为重视。或许是出于国别的因素,古代日语虽然多沿用汉语,但毕竟文化习俗上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异,日本人对汉语特有的用例、名人轶事、文化习俗、特殊事物等难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对陆游诗文的详尽阐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四)对陆游诗歌的异见 日本诗话中的文学思想多与中国文论趋同,但对于陆游诗都存在异见,如,菊池桐孙《五山堂诗话》云: 剑南诗,动说穷簿,多伤心语,然其中有二可笑者:“处处乞浆得酒,杖头何恨一钱无?”大似乞儿诗。[1](544) 菊池桐孙认为此诗大似乞儿诗,与对此诗的传统看法之间存在差异。此诗为《春晚村居杂赋绝句六首其二》:“鹅儿草绿侵行路,帔子花明照屋除。处处乞浆俱得酒,杖头何恨一钱无。”陆游于绍熙三年春作于山阴,此时南宋统治集团中因赵Y、赵父子不睦,引起朝廷内部骚动,臣僚等封章迭上,栖栖惶惶,不可终日。陆游对统治集团中趋附奔竞之风,表示不满。曾V《类说》卷三五引《意林》云:“袁惟《正书》云:‘岁在申酉,乞浆得酒。’”按:意在岁丰。 《世说新语・任诞》:“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畅。”[4](466)联系此诗的背景与典故可知,此诗虽似乞儿诗,然实则不是,其直指统治阶级的混乱。说明当时虽为岁丰,而百姓依旧生活困苦,所以当是叹俗、愤慨之作。 二、日本诗话中陆游论的形成 日本诗话中陆游论的形成,源于陆游对日本汉诗的巨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中国诗话与诗论的传播、爱国情怀的心理认同、日本汉诗人的模仿与推崇以及日本的唐宋诗之争这四个方面。 (一)中国诗话与诗论的传播 日本诗话的兴起与中国诗话的大量传入密切相关,如,魏庆之《诗人玉屑》、周弼《三体唐诗》在日本得到广泛的流布和认同。《日本诗话丛书》共收载日本诗话59种。其中20家日本诗话引中国诗学著作就已达到了115种之多。[5](207)日本诗话将中国诗话奉为圭臬,无论是日本诗话的创作旨趣还是文笔体例,都明显留下了中国诗话的痕迹。由于思想性的传承,日本诗话中常常出现与中国诗话相一致的结论,大量日本诗话深受中国诗话影响,采用的就是中国诗话的体制,评论杜甫、李白、苏轼、杨万里、黄庭坚等人的诗歌。而陆游正是其关注的焦点,但津阪东阳除了认同中国诗论中的陆游论之外,也有自己的见解。 (二)爱国情怀的心理认同 爱国情怀是日本接受陆诗的心理基石。日本之所以对陆游评价如此之高,与陆游的爱国精神是分不开的。如,津阪东阳《夜航诗话》: 翁《示儿》诗曰:“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平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此其绝笔,亦有三呼渡河之态。翁之心事,于易篑时,犹CC如是,其志节可见已。[1](487) 津阪东阳将《示儿》诗与抗金名将宗泽三呼渡河之态相比,以表现陆游“志节可见”。其中所表现出来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爱国精神,符合日本国民接受陆诗的心理,这是陆游受到推崇,陆诗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日本汉诗人的模仿与推崇 陆游对日本汉诗影响巨大,成为很多日本汉诗人模仿及推崇的对象。如,广濑建《淡窗诗话》: 我邦之人读书不多,故无见识,专以摹拟别人为意,名之曰“矮人观场”……近又有学宋者,皆师陆放翁,有学清者,皆师袁子才。如此一代之中,限一人学之,甚愚之事也。[3](809) 广濑建此言虽是对日本文士学诗的批判,却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之人学宋诗风气之盛。“如此一代之中,限一人学之”,放翁成为了宋代诗人的代表,为日本诗人所学习与模仿,足见放翁对于日本诗人的独特影响力。同时,大量的诗论家也都提倡学习陆游。如,长野确《松阴快谈》: 余于律诗,首学放翁,后进而学少陵。又退学坡翁。尝有间适一律曰:“清新未作一家风,人道诗词似放翁。暂置文章论道德,谁抛富贵付苓通。棋逢强敌无奇胜,药待良医有异功。悟得前贤各成我,精神全在不同中。”为关论,故录。[1](416) 长野确将放翁诗作为其学诗之首选,尚在杜诗与苏诗之上,可见其对放翁推崇备至。 其他著名诗人如谷麓谷(1729―1809年)、江兼通(1671―1729年)、屈南湖(1684―1753年)等也对陆游极为推崇,甚而有意模仿陆游。如,谷麓谷为日本著名诗人,被誉为“当今小放翁”。[1](544)再如,江兼通《杜甫醉归图》、《秋思》、《长信秋词》皆为肖放翁之作,[6](册4,89)而屈南湖诗近万首被称为“陆放翁之流亚”。[6](册4,107)不难看出,陆游对日本汉诗的影响是巨大的,有着众多的学习者及推崇者。 (四)唐宋诗之争的影响 自北宋魏泰、叶梦得到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唐宋诗的比较问题渐渐引起关注。中国唐宋诗之争约起源于严羽的《沧浪诗话》,并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国诗史上的唐宋诗之争也波及到了日本汉诗坛,其影响之大,贯穿于江户、明治时期。孙立先生在其著作《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中指出,“古文辞派以来,江户乃至明治时期的文学思潮基本上是围绕着宗唐还是宗宋展开的,这是儒者诗派之后江户、明治文学思潮变迁的显著特征。”[5](87) 如,芥焕彦章(1710―1785年)的《丹丘诗话》就极为推崇唐诗而贬低宋诗, 而久保善教在《木石园诗话》中却大力推崇宋诗。“宋兴乃有‘四大家’范、陆、苏、黄之徒,皆以豪迈之气,卓识之见,脱李唐五代旧习,别开一家机轴,大唱清新之诗风。宋诗殆欲驾唐而上之。”[1](517)久保善教将范仲淹、陆游、苏轼、黄庭坚称之为宋代“四大家”,推崇宋代清新诗风,甚至认为“宋诗殆欲驾唐而上之”。陆游作为宋诗代表,备受日本“宗宋派”诗人的推崇。如,江户后期著名汉学家市河宽斋(1749―1820年),其作为江湖诗社创始人之一,力主宋诗,曾著《陆游考实》、《陆游意注》、《三家妙绝》(三家为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大D诗佛(1767―1820年)、柏木如亭(1763―1819年)等均系其门徒,得其师传,并都为陆游诗歌在日本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陆诗作为宋诗的典型代表,唐宋诗之争客观上提高了日本文士对陆诗的关注度,促进了日本诗话中陆诗论的形成。 总而言之,梳理这些日本诗话中的陆游论,可以发现日本诗话继承和发展了中国诗论中的陆游论,并兼有异见,反映了陆游在东亚汉文化圈所具有的独特影响力。陆游是日本诗话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诗人,其诗成为日本诗人学诗之摹本。然而,日本文人对于陆游并非一味地盲目推崇,而是考察之后再加上自己的评论。由于日本诗坛的时代环境,唐宋诗之争的影响,对于陆游的评论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深入研究日本诗话的陆游论,对于进一步理解陆游文学思想在域外的传播与影响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参考文献: [1][日]池田四郎次郎:《日本诗话丛书》,东京: 东京文会堂书店,1919年。 [2]谭雯:《日本诗话的中国情结》,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3]蔡镇楚:《域外诗话珍本丛书》,北京: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 [4]钱忠联校注:《陆游全集校注3・剑南诗稿校注三》,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 诗诗成长日记范文2 关键词:阅微草堂笔记;诗谶;禁忌 中图分类号:I207.41 文献标识码:A 所谓诗谶,即指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用诗歌的方式A测未来。《说文解字》把“谶”解释为:“谶,验也,有征验之书。河洛所出之书曰谶。” [1] 61 《四库全书总目》则解释为:“谶者,诡为隐语,预决吉凶。” [2] 189 我国传统文化相信宿命论,既然一切皆命中注定,自然就能预测未来,“将谶的神秘性、预言性附会运用于文人的诗作中,以谶释诗,于是出现了诗谶。” [3] 一、我国的诗谶传统 诗谶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至迟在魏晋南北朝时即已出现。《世说新语》就记载过诗谶现象: 孙秀既恨石崇不与绿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礼。后秀为中书令,岳省内见之,因唤曰:“孙令,忆畴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于是始知必不免。后收石崇、欧阳坚石,同日收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后至,石谓潘曰:“安仁,卿亦复尔邪?”潘曰:“可谓‘白首同所归’!”潘《金谷诗集》云:“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乃成其谶。[4] 493-494 潘岳的诗歌中曾经有“白首同所归”一语,原意是指一直到头发白了,志趣依然相投。用来形容友谊长久、始终不渝,但从字面上也可以理解为都是老人而同时去世。《世说新语》评价为“乃成其谶”。 《南史》也记载有诗谶: 初,简文《寒夕诗》云:“雪花无有蒂,冰镜不安台。”又《咏月》云:“飞轮了无辙,明镜不安台。”后人以为诗谶,谓无蒂者,是无帝;不安台者,台城不安;轮无辙者,以邵陵名纶,空有赴援名也。[5] 2007 用今人眼光来看,如此解释诗歌未免牵强,但时人却深信不疑,以至于到了唐代,诗人创作诗歌时,因为考虑到诗谶现象,经常会有所禁忌,如尤袤编撰的《全唐诗话》中就记载: 刘希夷……尝为《白头翁咏》云:“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诗谶,与石崇‘白首同所归’何异?”乃更作一联云:“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既而又叹曰:“此句复仍似向谶矣。然死生有命,岂复由此!”即两存之。诗成未周岁,为奸人所杀。[6] 74 刘希夷心存顾忌,后又偶然巧合,但时人便以为难辞其咎,将之坐实为诗谶。 “诗谶说与古人的语言禁忌观念有关。” [7] 宋代释惠洪在《冷斋夜话》中曾说:“富贵中不得言贫贱事,少壮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强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脱或犯之,人谓之诗谶。” [8] 42 可见,诗谶无非是人自己的一种语言忌讳,但古人却将其神秘化。有宋一代,文人对诗谶现象更加关注,无论是仕途的穷达,还是寿命的长短,都成为诗谶的叙写对象,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宋代虽云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故徐铉吴淑而后,仍多变怪谶应之谈。” [9] 106 阮阅编撰《诗话总龟》收录整整两卷诗谶门: 王元泽少时作《白苎行》,有云:“君心莫厌频欢乐,请看云间日西入。”议者谓美则美矣,然日西光景无多,近乎谶。果不永寿。[10] 336 诗岂独言志,往往谶终身之事。范仲淹做小官时咏《十四夜月诗》:“天意将圆夜,人心待满时。已知千里共,犹讶一分亏。”世期以为相,而至于参知政事。[10] 329 除了在笔记、诗话中经常记载外,还不时有人加以整理、评论、阐绎,“由此,诗谶由《世说新语》中的个别记载,到宋代的专门著录,从而成为中国古代一种非常特殊的诗歌类型。” [3] 二、古代文人对诗谶的不同态度 古代文人对诗谶的态度,无非三类:坚决反对、半信半疑、深信不疑。 洪迈曾经议论诗谶现象道: 今人富贵中作不如意语,少壮时作衰病语,诗家往往以为谶。白公十八岁,病中作绝句云:“久为劳生事,不学摄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岂堪老。”然白公寿七十五。[11] 13 除了洪迈以外,对诗谶深恶痛绝,持坚决否定态度的是胡仔,他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 世人之诗,例多禁忌,富贵中不得言贫贱事,少壮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强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脱或犯之,谓之诗谶,谓之无气。是大不然。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出,岂可限以绳墨哉?如王维画雪中芭蕉,诗眼见之,知其神情寓于物,俗论则诚以为不知寒暑。荆公方大拜,贺客盈门,忽点笔题其壁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东坡在儋耳作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岂可与世俗论哉。余尝与客论至此,而客不然吾论,余作诗自志其略,曰:“东坡醉墨浩淋浪,千首空余万丈光。雪里芭蕉失寒暑,眼中骐骥略玄黄。” [12] 275 因为否定诗谶,朋友不同意自己的观点,竟然写诗明志,表现自己对诗谶的态度,可见胡仔是坚决反对诗谶的观点。 胡仔又记载苏轼的事例以驳斥诗谶的说法: 人之得失生死,自有定数,岂容前逃,乌得以谶言之,何不达理如此,乃庸俗之论也。如东坡自黄移汝,别雪堂邻里,有词云:“百年强半少,来日苦无多。”盖用退之语“年皆过半百,来日苦无多”之语。然东坡自此脱谪籍,累帅方面,亦几二十年乃薨,则“来日苦无多”之语,何为不成谶邪?[12] 275 胡仔认为命运是上天注定的,很多人的诗歌描写和自己的命运并不吻合,可见诗谶并不存在,诗谶说是典型的庸俗之论。 也有古人认为对诗谶当持不可不信、但不可全信的中庸态度,王《野客丛书》卷十九“诗谶”一条云: 王直方《诗话》举东坡、少游、后山数诗,以为诗谶,渔隐以为不然,谓人之得失生丧,自有定数,乌有所谓诗谶云者,其不达理如此。仆谓此说亦失之偏,诗谶之说,不可谓无之,但不可谓诗诗皆有谶也。其应也,往往出于一时之作,事之与言,适然相会,岂可以为常哉!……大抵吉凶祸福之来,必有先兆,固有托于梦寐影响之间,而诗者,吾之心声也,事物变态,皆能写就,而况昧昧休咎之征,安知其不形见于此哉!但泥于诗谶则不可。[13] 272 当然,对诗谶深信不疑者也不少,委心子即是一例,他在《分门古今类事》中不断记载诗谶: 王沂公布衣时,以所业贽吕文公,卷首有早梅诗云:“雪中未问和羹事,先向百花头上开。”文穆曰:“此生次第安排作状元宰相矣。”咸平五年,公果状元及第,遂相真宗、仁宗,非富贵前定而此诗为之兆乎![14] 215 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又说:“夫兴衰,运也;穷达,时也;生死,命也。委心子F天任运,修己俟时,谓命有定数,不可以智求。” [14] 1 很明显相信生死由命,认为诗歌是命运的前兆。 黄仲则曾说:“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纵观古人对诗谶的不同态度,我们可以发现表面上大家的观点截然相反,但只要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其实他们只是立足点不同,而结论是一致的。委心子认为生死有命,诗谶是无意中泄露了天机;胡仔则认为生死有命,诗谶与命运只是偶合。换言之,双方都相信命定论,都认为诗歌并不能改变命运,区别仅仅在于诗歌是否能够预测命运。 三、《阅微草堂笔记》的诗谶 纪昀对诗谶现象也很感兴趣,所以在《阅微草堂笔记》中不断加以记载,他在《滦阳消夏录一》中记载: 事皆前定,岂不信然。戊子春,余为人题《蕃骑涉猎图》曰:“白草粘天野兽肥,弯弧爱尔马如飞。何当快饮黄羊血,一上天山雪打围。”是年八月,竟从军于西域。 诗谶无非两类,或涉及生死年寿,或涉及仕途穷达,但和以前诗谶不同的是,《阅微草堂笔记》中此类记载穷达的诗谶极少,绝大部分诗谶都是表现生死的。“即便在宋代,谶纬已和普通人的生活联系起来,……其内容仍然是关于在民间显现的当权者的符应或寒门弟子的官僚仕途、科举应考。《阅微草堂笔记》及其后来标榜追摹纪昀的志怪小说则大相径庭。” [15] 《滦阳消夏录四》记载蒋编修菱溪突然创作两首诗歌,其中一首七夕诗:“一霎人间箫鼓收,羊灯无焰三更碧。”另一首中元诗:“两岸红沙多旋舞,惊风不定到三更。”他父亲看后大吃一惊,认为这两首诗太过阴森恐怖,极像鬼诗,果然不久蒋菱溪即下世。 纪昀不断记载此类表现生死的诗谶现象。《槐西杂志一》记载纪昀自题一挽联曰:“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有人议论道:“上句殊不类公,若以挽陆耳山,乃确当耳。”果然三日后陆耳山即去世。《滦阳续录一》记载纪昀侍姬创作了一首诗:“绛桃映月数枝斜,影落窗纱透帐纱。三处婆娑花一样,只怜两处是空花。”次年侍姬和奴婢相继夭逝,纪昀感叹,果然两处空花。《滦阳续录一》又记载纪昀先师作一诗:“冷署萧条早放衙,闲官风味似山家。偶来旧友寻棋局,绝少余钱落画叉。浅碧好储消夏酒,嫣红已到殿春花。镜中频看头如雪,爱惜流光倍有加。”后同年夏秋间即谢世。 尽管纪昀对诗谶现象很感兴趣,但同时他又持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不断感叹诗谶现象确实存在:在《滦阳续录一》中道:“遂成诗谶。气机所动,作者殊不自知也。”“古云诗谶,理或有之。”又在《槐西杂志一》中对诗谶现象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事有先兆,莫知其然,如日将出而霞明,雨将至而础润动乎?彼则应乎此也。”另一方面又说不必过于相信诗谶现象。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曾记载一事:“子美尝作《春睡诗》云:‘身如蝉蜕一榻上,梦似杨花千里飞。’欧公见之惊曰:‘子美可念。’未几果卒。” [12] 219 对此纪昀评价为:“人之穷通,亦往往见于气象之间,福泽之人作苦语亦沉郁,潦倒之人作欢语亦寒俭,不必定在字句之吉祥否也。” [16] 175 很明显认为不必过度解读诗谶现象。 在诸多事件中,纪昀一直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他说小说是小道,君子弗为,但自己又创作了《阅微草堂笔记》;他在书中不断记载扶乩故事,但又说“乩仙之术,士大夫偶然游戏,倡和诗词,等诸观剧,则可。若借卜吉凶,君子当怖其卒也。”同样,对于诗谶现象,纪昀内心也在不断地挣扎,一方面,他很难否定其存在,但另一方面,理智又告诉他,不必过于轻信。正如他自己在《滦阳消夏录二》中所感叹的:“是果有此种鬼矣?茫茫昧昧,吾乌乎质之?” 诗谶是诗人不经意间预测了命运还是因为作诗而改变了命运呢?如果是前者,诗谶又有什么可畏惧的?如果是后者,是否意味着诗歌只能描写幸福生活?纵观古人对诗谶的态度,在理论上往往是前者,而在实践上则又是后者,也即大家都认为诗谶是无意中泄露了天机,但是在写诗时,因为畏惧诗谶,又会故意作富贵语。 这种矛盾现象的产生源于对富贵的渴求和对死亡的恐惧,年轻时渴望富贵,年老时恐惧死亡,所以我们会发现古人记载诗谶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年轻时多记载和仕途穷达相关的诗谶,而年老时则多记载和寿命长短相关的诗谶。 纪昀晚年作《阅微草堂笔记》,多年的宦海沉浮令他对富贵已不再渴求,他堂兄曾赋诗给他:“敢道山林胜钟鼎,无如鱼鸟乐江湖。”虽然没有照做,但纪昀心中是深以为然的。再加上随着年岁渐长,死亡慢慢逼近,他深知死亡是每个人最终的归宿,尽管恐惧它,想远离它,但又深知它最终会无可逃避地降临,所以自然就成了纪昀思考的重要主题,于是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阅微草堂笔记》中表现死亡的谶诗较多而表现穷通的谶诗较少。 四、小结 伍涵芬在《说诗乐趣》中对诗谶现象做出了正确的解读: 诗谶之说,古人原从无意中看出。或者当时不觉,而事后验之,故谓之谶。今人泥此见于胸中,下笔必欲忌讳,特作好语以邀评,又或接人投赠诗,必吹毛索瘢,指出一二疵累字,责为妒害而仇怨不已。不知即此一念,便是其人不祥之气。诗未尝可以为谶,而自己先定为谶矣。[17] 560 “诗谶与预言后事并无联系,它们之间的联系少部分属于巧合及偶然,大部分出于人们的附会。” [18] 301 对作诗者而言,诗谶无非是一种语言禁忌;对解诗者而言,诗谶无非是一种心理暗示,“如果不是后来文人学子的搜奇求异,忽出惊人之语,人们也许永远不会知道关于那些诗还有一些十分有趣的传闻。” [19] 218 博学睿智如纪昀,岂能不知这个道理?但他还是不断记载诗谶,因为被死亡的恐惧所缠绕,导致纪昀对诗谶产生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畏惧心理,这是纪昀记载诗谶的真正原因,也是诗谶产生的真正原因。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2]永,等.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孙蓉蓉.诗歌写作与诗人的命运――论古代诗谶[J].学术月刊,2010,(5). [4]徐震.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7]吴承学.论谣谶与诗谶[J].文学评论,1996,(2). [8]释惠洪.冷斋夜话[M]//张伯伟,编校.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0]阮阅.诗话总龟[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1]洪迈.容斋随笔[M].济南:齐鲁书社,2007. [1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3]王.野客丛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4]委心子.新编分门古今类事[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5]吴卉.从《阅微草堂笔记》的谶纬叙事看清代文人的精神世界[J].人文杂志,2016,(7). [16]顾实.诗法捷要:中编[M].上海:上海医学书局,1926. [17]伍涵芬.说诗乐趣校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2. [18]柏莲子.中国谶谣文化:古代预言全书[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9. [19]卫绍生.中国古代占卜术[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Poetry Prophecy and The Notes of Yuewei Cottage ZHANG Hong (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Hangzhou 311231,China) 诗诗成长日记范文3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原副书记、书记处原常务书记、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朱子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10月11日10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10月17日上午,朱子奇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长春、和刘云山、刘延东、李源潮等,对朱子奇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送了花圈。中组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作协、中国文联等单位也送了花圈。 朱子奇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副部长欧阳坚,中国作协领导铁凝、金炳华、张健、陈建功、高洪波、张胜友、陈崎嵘、杨承志等到医院或家中看望,前往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对朱子奇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海军副司令丁一平中将,首都文化界、文学界知名人士王蒙、王巨才、郑伯农、吴泰昌、张同吾、吴元迈等以及朱子奇同志生前友好数百人也前往送别。 朱子奇,1920年4月13日生于湖南省汝城县。1936年夏,他加入共产党组织左联剧联的“磨风艺社”,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7年发表处女作诗歌《怒吼吧,醒狮!》。同年,经徐特立同志介绍,奔赴革命圣地延安。1938年3月至1939年6月,朱子奇同志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四、五期学习,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至1942年在八路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中央军委直属机关政治部工作,负责编辑《抗大生活》,兼任宣传队队长、剧团团长。 1946年至1949年春,先后在晋察冀边区任《北方文化》杂志秘书、编辑,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秘书、党总支委员、创作组成员和华北大学青年团副书记。1949年7月,朱子奇同志当选为解放区作家代表,出席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49年10月1日,朱子奇同志陪同西蒙诺夫等苏联作家在天安门观礼台上,亲历开国大典。11月初,调任任弼时同志秘书,随任弼时同志赴苏联,曾随同、进行若干访问活动。1950年秋回国后,任中央文化部和中央政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局党委委员、设计处处长、苏联东欧处处长。1952年调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国际部部长、副秘书长、党组成员,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和中国驻会书记。1954年至1966年6月,历任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秘书长、副会长,亚非基金会副主席。1966年至1975年底因“”受迫害,被下放到干校劳动。“”结束后,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常务理事。后任恢复中国文联、中国作协领导小组的成员。1981年10月任中国作协书记处常务书记,1982年11月任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后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顾问,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主任,国际笔会中国中心副会长,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诗刊社编委等职。1986年7月离休。 朱子奇同志是伴随着中国革命进程成长起来的老一辈诗人,被誉为中国现当代诗坛上最具代表性的政治抒情诗人之一。无论在战火硝烟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都充满激情,以诗证史,诗史辉映。在延安8年,创作了以抒情长诗《我歌颂伟大的七月》《延河曲》《杨家岭出太阳》《反投降进行曲》和《百团大战进行曲》等一大批歌颂党、宣传抗日救国与反法西斯斗争的诗作和歌词。他参加了运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特别是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把《讲话》看作是照亮他思想和创作的一盏明灯,奠定了他人生与艺术的坚实基础。解放战争期间,朱子奇同志发表了民歌体的新诗《民兵从前线回来了》《张家口――新生第一城》和《朝霞烧红满天边》等。在隆隆炮声中,他与音乐家李焕之、张鲁等合作,创作了《老蒋打内战骑虎难下》《野战军进行曲》和《参军花鼓》等,在部队和地方广为传唱,为宣传鼓动群众夺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新中国诞生后,朱子奇同志的诗歌创作迎来了新高潮。他先后发表了《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北京――莫斯科》《党的光辉高照下――迎接党的三十周年》等作品。1978年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朱子奇同志的创作迎来了又一个高潮。他陆续发表了《春鸟歌――我的诗的宣言》《重访布加勒斯特》《井岗山――这山它革命》《枣红色的中国马――献给邓小平》等充满激情、歌颂改革开放的诗作。 朱子奇同志文学创作成果丰硕,出版了二十余部诗文和译著。主要有诗集《春鸟集》《春草集》《爱的世界》《和平交响诗》《星球的希望――政治抒情诗100首》,诗文集《心灵的回声》《朱子奇诗选》,散文集《十二月的莫斯科》《和平胜利的信号》和《飞向世界》,译文集《苏联革命歌曲选》、五百行抒情诗《和平歌》等。朱子奇同志革命生涯七十余年,无论在出生入死、戎马不歇的战争时代,还是在辛勤奔波、呕心沥血的和平年代,他的诗歌都以鲜明的时代主题,强烈的爱憎情感,优美的节奏韵律,深邃的哲理思考,歌颂中国共产党,歌颂祖国,歌颂为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和平事业奋斗的革命领袖和人民,深受人们喜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诗诗成长日记范文4 这首题为《给同志》的六言诗,是1935年10月写的。但生前却不同意发表。因何不同意发表《给同志》一诗?是因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已被罢官了吗?否。是在1957年表示不同意发表这首诗的,当时还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那么,这首诗因何在逝世后的1986年被公开发表了?这还得从《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致函说起。 1957年2月6日,《东海》(浙江省文联主办)文艺月刊编辑部致函,准备发表《给同志》这首六言诗,并请校阅诗稿。该编辑部在致的信中的注释把该诗说成是在红军取得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在发给的电报中写的。给《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写了内容十分简单的回信: 记不起了,似乎不像。拉(腊)子口是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法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宜发表。《东海》收到,甚谢! 1957年2月15日 这就是说,因为记得长征路上攻打腊子口的战斗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指挥的,而不是红三军团军团长指挥的,是不可能在当时用写诗的方法给发电报的,所以才不同意《东海》文艺月刊发表《给同志》一诗,从而否认了他曾创作了该诗赞颂。那么,《东海》文艺月刊为什么说《给同志》一诗是在攻打腊子口战斗胜利后写的呢?这又得从《给同志》一诗最早发表说起。 1947年8月1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办的《战友报》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没向索取原稿亦没经过本人校阅),以《的诗》为题在第三版第一次公开发表了《给同志》这首诗。编者在按语中只是笼统地说:“这里搜集到在长征中所作的两首诗词。”(另一首是《清平乐·六盘山》)至于怎么“搜集”到、从哪里“搜集”到的,则没有说明。“编者注”说的是:1935年率红一军团强攻腊子口,侦察完地形后发一电报给,即以此诗作为复电。到了1954年八一建军节,在一个大军区的报纸上,又刊登了《给同志》这首诗,在注释中也说这首诗是在腊子口战斗胜利后发给的电报中写的。显然,《东海》文艺月刊对《给同志》一诗的注释所依据的是上述两报的注释。 尽管不同意《东海》文艺月刊发表《给同志》一诗,但这首诗随后却又被《文艺》杂志发表了。从1957年1月号起,《文艺》新设置了《不败的花》专栏,用来选载老一辈革命家在解放区报刊上所发表的诗文旧作。此期所发表的三首诗词,第一首就是的词《西江月·井冈山》。因未经校订,其中“山头鼓角相闻”句,还为“山头鼓角相鸣”了,“早已森严壁垒”句,也为“久已森严壁垒”了。 署名的《给同志》一诗是发表在同年第四期《文艺》的《不败的花》栏目中的。诗未加标点,保留着电报稿的原样。 虽然《文艺》发表了的《给同志》一诗,但由于在致《东海》文艺月刊编辑部的信中提出该诗“不宜发表”,因此在195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诗词十九首》中,未把该诗收入其中。接下来由于1959年被错误罢官,绝大多数人不再对该诗的真实性作研究考证,所以导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出版的《诗词》(三十七首)和1976年再版增订的《诗词》中,都没有将该诗收入。 那么,《给同志》一诗究竟是不是写的?如果是写的,又是在何时何地写的呢?直到“”结束后的1978年12月,当冤案获得后不久才真相大白。 1978年12月25日,张爱萍(曾任以为军团长的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主任)听说不幸病逝的消息后,悲痛不已,深为彭老总二次蒙难后,没能见上一面而后悔、痛心。于是他连夜赋词《鹧鸪天·怀念彭总》,以寄托哀思。词曰:“平江春雷半壁天,井冈星火信燎原。横刀立马中流柱,同拯神州换人间。卫真理,何惧权!刚正与民共尘缘。春风吹散庐山雾,元元追思万斯年。”此词中引用了的《给同志》一诗的“横刀立马”,这说明张爱萍是看见或听到过的《给同志》这首诗的。此后,张爱萍又回忆说:1947年8月中旬,指挥沙家店战役。一个黄昏就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三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歼敌六千余人,彻底粉碎了敌军企图将我军歼灭于陕北,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成为我西北野战入战略反攻的转折点。得知这一胜利,当即又将这首诗写给,后一句依然是“唯我彭大将军”。 诗诗成长日记范文5 长征自1985年开始写诗,至今也堪称诗歌的“老江湖”了,但凡经历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辉煌时期的诗人,我相信,他的眼界和手艺都是有一定水准的,因为他们正好领受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那一段极具个性与活力的现代诗歌潮流。在读了长征的诗歌后,我这种感觉在他身上也得到了应证。他敢于追溯传统,这种雄心就足以证明,诗人不只是局限于那点意象组合和语言游戏,他是有自己独特的方向感的:在普遍沉湎于小情小调的时代,他不仅要写出“我”的内心处境,更是要共鸣于他者的日常经验。通过对《诗经》的理解,他在文字里记录自我与时代的对抗,也感悟生活与诗歌融合后的那种纠结、不安和神秘,如其所言:“诗经我早已遗失在古代的魂灵/教我本来或者现在就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斧的运用》)。或许,《诗经》就是注入他灵魂的一种古典气质,早已隐隐地渗透在了其日常写作中,幻化了成了技艺、姿态、性情与最终的境界。总之,我从一位男性诗人的笔下,读出了“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般大气与细腻结合的诗意,我想,这是诗人长久以来自我训练的结果。虽然他生活于当下,写着现代诗,但他在传统里找到了嫁接诗性之花的重要载体。 长征在自己的“诗观”里说:“我曾经想怎样才能回到传统,可我忘记了我就在传统里;我曾经想怎样才能忘记传统,可我忘记了我正在遗忘着。”此话虽有点绕,但不难看出诗人对传统的一种偏好,这种融入带着敏锐的自觉,而不是刻意的仿古。否则,他所捕捉的日常生活瞬间中,也就不可能蕴藏着古典的诗意。长征以现代白话的形式融合了古典的优雅,既有对自我处境的评判,又有对人生世事的感慨。当粗砺和优雅、激情与宁静、感性和理性这些冲突的部分集中到诗人笔下,一个丰富的诗者形象就自然呈现出来了。虽然通过《诗经》这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长征将其所见所想、所思所悟都串连起来了,什么主题都涉及,什么形式都尝试,但在总体格局上是很整齐的,闪耀着八十年代诗人的灵感和才华,其诗性品质不时地流露,乃至最终定格。《诗经》里的每一个关键词,到了长征的笔下,总是会带出一片精彩,那不是花哨的绚丽,而是想像的创造。由“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他写了水的各种形态:“这么多的水/我怎么用词语来容纳/我只能说浩淼绝望/你叹息这片水就变成了//这么多的水让你面对安静的水透彻无垠/开始你看见了自己的容颜/陌生又困惑”(《大水里一滴无望之墨》);由“每有良朋,况也永叹”,他引出了对兄弟朋友的感慨:“兄弟不要说起 死/你握着我的手就够了/不要说起丧事/离开了世界的拥挤/像一粒星火飞出了消失的弧线/不要说这是在古代//死是我的/你看着就行了/丧事是你的/任其演成一场大戏//不要去怨我的朋友们/我们生前的欢乐就是簇拥的炉火/他们还凑在一起拉风箱//有的已经忘记/我还能被他们记起/他们送我的是一声叹息//在这一声叹息的终止处/飞出了一只直上云霄的脊令鸟/它在急促地鸣叫://呼唤指责悲愤感叹//那是会有的事/可那是不应该的事//如果你是我的兄弟/如果你是我的朋友/你就撩开一声叹息的轻纱//你看见了什么/你如果看见葱郁的繁殖和热烈的生育/那是一些应该的事”(《应该的事》);由“静女其姝,俟我与城隅”,诗人敞开心扉与静女对话:“一缕静女的发丝/镶嵌在商品之波的绉褶里/我希望她像惊蛰之时的昆虫/她的身体是那样的宁静/她的眼睛 眨动着芬芳泥土的眼睛//为了你我去做一名现代的商贾/搞企业办银行用积累的财富/为你买下一座城市/或者脆去做一名战士/手握致命的枪支/向前一步是死向后一步也是死//可是我只能是一个百无一用的诗人/在今夜我坐在闪电飞来/雷雨震动的屋子里/用笔尖吐露给你滚烫的话语/我知道我只是流下了两行热泪/要奔流到海也讲不通了……”(《静女》)。读着这些才华横溢的句子,确实是不舍截取某一节某一行,它们是连贯的,带着诗人特有的机智、灵动与底气。长征的诗歌路向很流畅,也很清晰,他总是以感伤的笔调直指一个人的灵魂深处,不管是与古人的隔空对话,还是和现代人的情感交流,还是跟自我的内心独白,都有着一种撕裂的气息和质感。 正像诗人在《不能被风潦倒》一诗中道出了他对《诗经》的态度,当自己忙碌在书店时,“对于诗经/我只是在经营它 偶尔也吟咏它/有人也来购买没有太多的利润”。不能通过销售《诗经》带来丰厚的利润,但它是滋养我们心灵的一剂良药,没有什么可以替代它对一个现代诗人精神的抚慰和润泽,那是一种心心相印者的温情,也是传统发出召唤之后的深切体验。在现实中,《诗经》可能就是工具,但到了那些分行文字里,《诗经》就获得了创造性的转化,它成了诗人抒写自我和他者的一个注脚。在《诗经》的影响下,他可能理解了生活的难处:“是的/打败生活可不容易/你扛起锯斧去给邻居的新房做门窗/我就要驾车回那座远方的城市//陪同局长和太太们去”(《打败生活》);他在生活之余也作形而上的严肃思考:“对于一个思考的人/黑夜就是数学的引入/带来了多少沉闷的运算/叫思念变成等待/叫等待变成时间//对于一个睡觉的人/黑夜就是梦境的降落/把思念势如破竹地带向了黎明//生存比思念深奥比运算费解/比做梦更无意义”(《费解》);他还在回忆中重塑诗性的力量:“南山脚下一棵弯曲的大树/我的故园在那里//一棵大树为我的故园带来了风声/一棵大树庇护着我们的生活//我的诗句在回忆中/就像大树之根在山石和泥土中意味深长的蔓延/我的诗句在蔓延中/把我的亲人和我的祖先牵到南山脚下的家中”(《问候故园》)。这些都与日常生活相关,物质的,精神的,正好应合了《诗经》所容纳的风雅颂主题。当古人的常态生活与一个现代诗人的当下生活对接时,总会激发出更多书写的可能,这让诗人心存一份信念,有时带着英雄主义情结介入时代的脉搏,有时又以现代公民的角度看待芸芸众生像。概而言之,他是要在《诗经》的启发下作至情至性的表达,为着喧嚣时代的诗意生存,为着那“闭上眼睛才能看见的东西”。 作为一个现代诗人,不管你是借用古典,还是依托于西方,最终都是“为我所用”,即服务于当下诗歌的现代性。这其实也是长征之所以用《诗经》作为引子,而义无反顾地书写现代诗的原因,那不仅是青春世界的延续,更是他由此获得自由力量的源泉。在其“习经笔记”系列里,他是一个记录者,也是一个见证者,他既是想像的主体,又是古典的回声,既是历史的重塑者,又是现实的讲述者,他带着理解之同情的眼光看待孤独、寂寞、疼痛以及所有的悲欢离合。比如,他在《天子听见风箱声》中沉于历史替古人说话,在《的消息》里解析家国风云,在《车夫曰》中以底层人的视角洞察无权势者的心声,在《总有所得》里描绘了作为英雄兄长的丰采,在《桃之夭夭》里与桃花作时空转换的对话,在《妻在叹气》中感慨制服操控了他的日常生活,在《清明之诗》里发现了自己一天工作的价值,而在《国事》里,他又演绎了一个历史小人物的悲苦命运。他沿着历史的路在走,最后还是走到了现实里,这种在历史与现实里交替游走的状态,正契合了诗人寻找传统和参与当下的心灵轨迹。 诗诗成长日记范文6 诗词比赛激活国人诗心 诗词大会以“赏中华诗词、寻文化基因、品生活之美”为比赛宗旨,在第一季首播时,收视率就取得了全国第四名的好成绩。2017年2月,第二季诗词大会借助中央电视台这一平台播放,收视率更是迅速上升。 据媒体统计,诗词大会在春节期间,成为全国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一。该节目每期时长90分钟,在其播放时段内,全国数万观众在电视机前同步答题,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都刊发了关于诗词大会的文章,众多网友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热烈讨论着古诗词鉴赏话题,在新浪微博上,诗词大会的话题阅读量超过了1亿次。节目中出现的诗词,引领观众了解诗词、温习诗词、感知诗词、领会诗词,从充满美感的诗词中获取生活的诗意。 诗词大会中出现的诗词,从春秋时期的《诗经》到诗词,涵盖数千年的中国诗歌。其中有表达质朴感情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有展现盛唐气象的“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还有表现革命情怀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节目激活了观众的诗词记忆与浪漫情怀,带领观众在“熟悉的陌生题”中领会中华诗词文化的精髓。 参加诗词大会的选手,是一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普通人,他们中既有75岁的老人,也有7岁的孩子,既有高校教师,也有体力劳动者,还有在中国学习、工作的外籍人士。观众们感叹赛场上的女选手满足了大家“对古代才女的所有想象”,封评委老师为“大神”,敬仰评委老师对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诗词歌赋信手拈来的才情。 在校学生选手在此次比赛中表现不俗,说明学生自身仍十分喜爱诗词。此次诗词大会的冠军武亦姝,是一位年仅16岁的高中生,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拥有2 000首诗词的储存量,并视南宋诗人陆游为自己的“男神”。她在“飞花令”这一环节中表现出色,受到观众的盛赞。武亦姝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常背诗词,纯粹是因为喜欢,因为古诗词里有太多“现代人完全给不了的感觉”。武亦姝的例子不禁令人思考:如何尊重孩子的兴趣,如何为发展孩子的兴趣创造条件、营造氛围?这对家长、学校、社会来说,都具有启示意义。 学习诗词贵在应用 武亦姝所就读学校的语文教研组组长黄荣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当下学校的古诗词教育表示出极大的担忧。他认为,当前学校的应试氛围,使部分语文教师使用“考什么就教什么”“怎么考就怎么教”的“高效”教学模式。这样的教学模式导致传统诗词被视为“语言考试材料”,学生只是机械地记忆与练习,背离了“文学”和“文化”的本质。只有当孩子被兴趣引领而主动去学习经典的时候,当孩子不是为了升学考试去接触、学习和应用古诗词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才能得到更好的传承。 在此,我们不妨看看香港特别行政区举办的“诗词大会”是如何做的。香港的诗词大会全称是“全港诗词创作比赛”,旨在促进古典诗词的创作风气、提高市民的文化修养,从1991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26届。该比赛分学生组与公开组,单年赛诗,双年赛词,参赛作品往往反映现实而不失古韵,例如去年的冠军作品为《定风波 抽湿机》和《定风波 重游赤柱,见美利楼墙外加装广告灯牌,蓝屋亦变黄屋,不胜唏嘘》,前者取材新颖,以细腻的文笔描述现代家庭电器抽湿机的功能,后者描写作者对小镇变迁的慨叹,原词如下: 雨酿春酣海气蒸,鞍山仙岭各潜形,耳畔清音非滴漏。知否?几宵虚室吸南溟,晓静抄经调笔砚。欣见,玉函沆瀣又盈盈,休养息机循物理。尤喜,隔尘网外不沾凝。(《定风波 抽湿机》) 重到城南隔数春,依然滩岸梦粼粼,小楫如梭穿海面。清浅,古楼何苦赶时新,昔日阿群来带路。无惧,华洋杂处语纷纭,烽火繁荣空记得。谁惜,一鸥飞去又黄。(《定风波 重游赤柱,见美利楼墙外加装广告灯牌,蓝屋亦变黄屋,不胜唏嘘》) 由以上两首词可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比赛突显了诗词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旧格律新题材的创作虽然是“旧瓶装新酒”,但相比单纯的记忆背诵,创作比赛更接地气、更显才情,突出了诗词与现实生活的关联。 谈到诗词的现实运用,江苏省汤汪中学语文老师丁文宏用诗的形式为学生写期末评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在学生的期末评语中写道:“郁郁葱葱挡恶泥,红梅雪映志为梯,惜时勤问攻理数,抓紧钻研解困题。”“姜鹰宇宙任飞翔,澄静天空f里香。文采丰盈才智显,精神饱满睿书藏”“刻苦读书寻妙计,专心听讲找宝刀。遵章守纪行为正,似锦前程快乐招”……这些评语拉近了诗词与学生的距离,带动和激励了学生参与诗词创作,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 不过,家长在引导孩子阅读和学习诗词时,还需要拿捏分寸、注意方法,忌强迫孩子背诵诗词,勿过分模仿和追捧所谓的“冠军方法”,应以培养兴趣为主,扩大诗词在生活中的影响力与使用空间,发挥诗词“润物细无声”的熏陶作用。 寻文化共鸣,育生活情趣 诗词大会在媒体上热播,未尝不是在寻求一种文化共鸣。诗词大会百人团的成员,从三尺孩童到耋耄老者,他们因热爱古诗词而聚在一起。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古老的《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元曲,无不浸润着诗歌的元素,可以说古诗词是凝聚民族共识、传承文化记忆的中介。 1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要求加强对中华诗词的传承,这把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建设上升到了一个新高度。当下,任何国家若想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都必须在文化竞争中占领制高点。学习古诗词不仅是个人喜好的问题,还是国家文化自信的问题。 曾几何时,传统文化被挤到了教育边缘境地,课堂中的诗词教育,往往抛却诗词的绝妙词句和美好意境,倾向于传授归纳诗词中心思想的答题技巧,倾向于由此衍生的默写试题。这样的教学方式,往往令学生对诗词失去兴趣。许多家长过度专注于培养孩子的“一技之长”,让诗词歌赋这类丰盈心灵的文化载体在不知不觉间受到冷落。 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其实,学习诗词不仅使人灵秀,还能使人摆脱低级趣味,从而更加文明优雅地生活。在日常教育中,我们要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平台与环境,让他们多接触优秀传统文化,多接触优秀诗词,让孩子留心生活、感知生活、体验生活,像诗人一样去思考生活。诗诗成长日记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资料中的图片、字体、音乐等需版权方额外授权、诗诗成长日记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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